灵川县江头洲村

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文明中，儒家文化源远流长，占据着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地位，对中华民族的政治、经济、道德、宗教以至思想观念、思维方式、生活习惯、民族风俗等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历史影响，乃至今天仍旧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很多人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，对人们的现实生活依旧产生着极为重要的影响力。

　　游览今天的桂林灵川县北边九屋镇东北方向留存的一处明清古民居——江头洲村的遗风遗迹、民风古训，不难看出其受儒家文化影响的深远。江头洲村自明清以来，全村出仕200多人。其中有一家数代多人入仕，故有“父子进士”“父子庶吉士”“父子翰林”和“一门两进士”“三代庶吉士”“四代都翰林”“五代五知县”等现象。在全国各地为官的人数也颇多，其中五品以上高官37人，内含一品4人、二品5人、三品2人、四品8人、五品18人、六品14人、七品36人。所任官职有代办两江总督，布政使，按察使，翰林，部主事，卫千总，通判，翰林院检讨、编修，道员，知府，同知，知州，知县等，任职地方遍布全国各省。清朝设吏、户、礼、兵、刑、工六部，江头洲村的周氏族人就担任过吏、户、礼、刑四部的主事和兵部的卫干总。出仕者中政绩显著的40余人，具有鸿篇论著者20余人，专著共24部32卷。

　　根据国务院公布该民居为“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”材料显示，该村拥有广西古村落中“历史文化遗迹数量第一、房宇建筑工艺第一、镂花种类第一、名人数量第一、数代为官同职第一、清官数量第一”等多种盛誉。也是目前广西保存最为完好、文化底蕴最为深厚的古村落之一，曾被誉为“中南第一村”和桂林“第一才子村、清官村”。

　　综观灵川江头洲村这一奇特的历史文化现象，以及600余年所走过的风雨历程和历史轨迹，其实这些特殊的历史现象和与众不同的人文景观，或许在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中能够找到更多的答案。归纳起来，可以从几个方面去追溯它的历史渊源。

以“仁”为中心的道德体系的建立

　　受传统儒家文化的影响致深，所以周氏家族迁入江头洲村之后，就一直秉承其先祖周敦颐创建的理学精髓——爱莲文化。

　　周氏家族的文化精髓，概括起来就是“真诚、和谐、积德、行善、奉献”，与传统的儒家思想和中华文化精髓是相吻合的。其家训内容中的“真诚”指的是周氏族人要有真实诚恳的态度，对人要有真心诚意的心意，处事要有真切诚实的作风，行为要有真情诚笃的感情，做人要有真挚诚朴的品格；“和谐”即是处世待人要有温和敦厚的品格，敬贤举能，仁者爱人，恭敬礼让，对人亲热仁厚，平心静气，推诚相见，不亲疏远，不拉帮结派，不损人利己，要有悯难济贫的精神；“积德”就是为人要讲德行，要有优良的德风、德泽深厚，恩德及人，德行文明，德操端正，爱人以德，要做“积德之家”；“行善”乃是做善事，做好事，要与人为善，要有善良之心，善举之情，施善意之事，一辈子做慈善之人；“奉献”则是指人悉心竭力对事业、对社会或对国家尽自己的职责和义务，做出成绩，做出贡献，还要有无私无畏、一尘不染、廉洁奉公和以身殉职的精神。爱莲文化被周氏子弟奉为圭臬，用以指导自己的行为意识，并作为规范自己立身处世的标杆。正是受这些严格、高尚的家风、古训染濡的缘故，江头洲村的周姓后人世代承袭其祖先周敦颐的理学文化，洁身自好，崇尚儒学，热衷科举，为官者大多勤政爱民，清廉秉正。

以“义”为中心的价值观念的培养

　　据灵川江头洲村的历史记载，从明朝嘉靖年代开始，周氏后代就热衷科举，五六岁起便勤奋读书。在学习文化的同时十分重视道德品行的修养。周氏家族把祭祀祖先的爱莲祠办成本村“勉教实行”、培育人才的中心。在这里先后举办过爱莲读书院、保粹学校、进化学校、蒙正国民基础小学等，培养出各种适宜社会的人才。爱莲家祠里的“先代贻谋由德泽，后人继述在书香”等对联及“心诚功就，水滴石穿”等警句，潜移默化地染濡着一代代周家后人的心灵。此外，江头洲村还特别注重通过外请名师授课、推送学子外出深造、教学互访、与名士联姻等方式，促进家族子弟与外界的思想、文化、人才的交流。

　　周氏后人在良好的传统家族学识氛围和道德品格的影响下，即使在各地为官时也不忘注重地方的文化教育和人们的品格修养。所以，本家族的周履泰在常山任职时，就曾创建试院，倡修学宫，勤于教士，亲教诲之。还兴办了“义塾”（即“义学”），使平民百姓的孩子也能得到上学。周绍刘，任诸暨知县，也严谨治学，任聘丰知博学志士办教育，设书院，办义学，讲经论，使诸暨学风大兴，声誉大震。江头洲村数百年间其他在全国各地为官者也无不尊师重教，他们建学堂，兴教化，为当地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。

以“中庸”为中心的处世之道

　　江头洲的周氏后人也正是坚持了“规行矩步，奉莲指教”和“族规治家，施行笞罚”的族规原则，各朝各代为官者大多以奖罚分明而著称。如周启稷，是周履谦之子。他在职期间，因通晓事理，曾多次立功受彰，赏戴花翎。因经明行修，功名盖世，擢直隶冀州知州。他为人厚道，关心民疾，体察民情，一身正气，剖案明晰，不徇情面，断案如铁，执法如山。一生两袖清风，吏畏民怀，百姓称他“秉性刚介，事上不屈，遇士若师弟，保民如赤子，弓耳盗卫良，莅邑未几，民间夜不闭户”，所以被广大民众称为“清官”。

　　在周氏家族中，对功名成就、政绩显著和品行高尚者，通过树碑、挂匾、立传等方式加以表彰和激励。据史籍记载，曾建有风雨亭，陈列周氏族人在各地任职的挂匾、诰封的挂匾和功绩牌匾就有300多块。还在村头树立石碑，记叙周氏族人科举成名的项目和名次。每凡中举者，全体族人敲钟击鼓、设宴庆贺。这对激励周氏子弟励志进取作用很大。对那些违规犯错、有劣迹丑行的周家子弟和离经叛道者，则责令其到村西的五雷庙跪拜，直至洗心革面，改邪归正。

“求是务实”的处事态度

　　在周氏家族30多名有代表性的清官当中，无不是勤政廉洁、求是务实的典范。在全国各地都留下了感人的事迹。其中最有代表的是周履谦，他高风亮节，廉政爱民，常以“贪一文绝子灭孙，冤百姓男盗女娼”自律。他举人出身，在四川梁山、盐源、黔江、罗江等县任知县、简州知州、顺天府同知时，积极推行“灰土粪田法”，传播农业技能，大力减轻农民税役。他殁于四川梁山任所时，内无余帛，外无盈财，当地百姓感其恩德，自筹旅资，不远万里，将其灵柩从四川送回广西老家安葬。罗江百姓还为其立祠塑像，有楹联如是云：“官民鱼水情深，功德永传青史”，横批“廉政爱民”。至今在四川梁山一带还留下去思碑30多处。

　　进士、庶吉士出身的周启运，在河南淇县、祥符县、商丘县任知县时，创办乡学，恢复书院，亲自授课，编纂志书；整治河道，消除水患；妥善处理前任积案千余起，被民众颂为“神君”。钦差大臣林则徐微服私访河南时，赞其为“循良第一”。他告老还乡后，还兴建了“大官桥”“九屋周氏义渡”，将“盘古庙重修”，至今受到群众的称颂。

“青史留名”的人生追求

　　做官讲求“为官一任，造福一方”。为学崇尚文章不朽，经商看重造福桑梓，这种青史留名的人生追求，一方面激励人们在有限的生命历程之内积极拼搏进取，建功立业；另一方面，也督促人们时刻注意修养品德，注意形象塑造，是有利于促进社会进步与繁荣的。

　　江头洲村的周氏后人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成员，同样继承了青史留名的美好传统，所以为官者大多廉洁自好、生活简朴、爱护百姓，实实在在地为百姓办实事、谋福利，深受百姓爱戴。例如周履泰在任知县时，开办书院，以经术课士，恤狱慎刑，士无私谒，民不认欺。他还革俗陋规，除暴安良，表彰前哲，葺纂邑志。受到浙江巡抚颜星槎赞扬，“周令非百里才也”。由于他品行高尚，功德无量，光禄大夫、太子太保、体仕阁大学士蒋攸銛也称赞他“爱民之士”。

　　江头洲的周姓后人在长达600余年的人生旅程中，所表现出的“父子进士”“父子庶吉士”“父子翰林”和“一门两进士”“三代庶吉士、“四代都翰林”“五代五知县”等现象，能够在长达百余年的历史中一个家庭能连续多代为官，以自己的品行在史册上写就了廉政爱民，为民谋利、公正严明、不畏强权的光辉形象，留给后人以丰富的廉政文化和精神粮食。他们坚毅忠诚、公正严明、富贵不淫、贫贱不移、威武不屈，获得了各朝各代民众的敬仰。这的确是中国历史上的为官奇迹。

　　以史为鉴，以人为镜。在当今经济腾飞，国力快速发展，人民安居乐业建设社会主义小康社会的大好形势的背景下，教育全体党员，特别是党员高级干部、手握重权的干部，更应该学习先贤们廉政、勤政、爱民、惠民的崇高风范。在欣赏这一独特历史文化的同时，能潜移默化地接受廉政思想教育，受到廉政文化的熏陶，在润物之声中获得做人、处事、为官的启迪。提升思想境界，促进廉洁自律。一句话概言之，就是“清廉、勤政乃长久为官之道。（灵川县纪委监委 整理自《百年清官村》）